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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因为“葵祭之变”的发生，将军家茂、六位国是参与及各家诸侯，全都留在京都未走。

    这长州国主毛利父子加七公卿上洛请罪，大家商量着怎么论罪好了：

    七公卿呢，因为被扣了传假敕旨的帽子，所以“葵祭之变”加以前的问题数罪并罚，免官、出家且流放北地虾夷。

    相比他们而言，毛利父子的处罚就轻多了。

    因为过去“被家臣蒙蔽”，后来又“幡然悔悟”，在将军家茂等人的坚持下，两人并未受到实际的责罚。

    不过对此大家都没啥可说的，这不处罚可比处罚很多了：

    如果处罚了，不管多少，这也算同甘共苦，日后未必没有翻转的希望；

    可这不痛不痒的就是说了几句，毛利父子就坐蜡了——同盟的公卿没落好，奋战的家臣死的死、贬的贬，就你俩挑头的啥事没有。这长州内部怎么看、外人怎么看，以后如何取信于人啊!

    至此，将军家茂上洛的大事完全解决，对外减税、暂停横滨锁港，被各方捏着鼻子忍了；三国炮击下关的变动，也因为长州自乱，这事也自动解决了。

    元治元年（1864年）六月底，将军家茂、政事总裁庆永、国是参与岛津齐彬、山内丰信、伊达宗城尽数离开京都，留下“一会桑”稳定近畿。

    “一会桑”嘛，指的是“禁里御守卫总督”一桥庆喜、“京都守护”会津藩松平容保、”京都所司代”的桑名藩松平定敬。

    到了这时，扶桑政局已经明朗，过去的纷争终于被做了一个了断：

    激进攘夷的长州彻底转向，武力攘夷的各家也偃旗息鼓，只有号召开国的幕府及其盟友大占上风。

    至于幕府的“十年攘夷”计划，有减税和暂停横滨锁港的例子在前，那是否还进行下去就只有天知道了。

    按理说，扶桑攘夷风潮的高涨，来源于开埠后的物价沸腾——尤其是粮食，幕府这么明目张胆地延迟攘夷，那还不闹出大乱子来。

    可实际上，乱子是有，但各家各地都没闹起来：

    事后各方才发觉，就在元治元年（1864年）四月“葵祭之变”前，幕府、白主、陆奥乃至越前、萨摩、佐贺、筑前福冈、土佐、宇和岛等各家背景的商船，开始大举运粮到各地。

    这粮食一多，物价就被平抑，而民心也自然稳定。

    可这么多的粮食怎么来的？

    幕府对外宣称的是，箱馆打通了和米人的太平洋东部航线，北米粮食自然就源源不绝。

    可这糊弄百姓、町人还成，诸侯对此都不予置信：

    虽然米人因南北之战在扶桑的商人少了，可少了不等于没有啊！

    打听过了，这北米是盛产小麦等，可这箱馆来的粮食，其中夹杂了大量稻米，这不是睁着眼骗人嘛。

    考虑到幕府在今年的二月到四月，曾派“健顺丸”访问中华松江，因此大家都觉得，这是幕府掩人耳目，其实这批粮食有来自中华的稻米。

    可据各家扫探，和历六月西洋历7月19日，湘军轰塌天京太平门，中华长发之乱初平，这中华百废俱兴，哪有大批粮食出口啊。

    而且呢，运到北地箱馆不是运到九州、大坂，这样的航线也有蹊跷啊。

    但不管怎样，手中有粮不慌，只要有源源不断地便宜粮食，幕府说这是北米的，那就北米好了。

    扶桑政局的动荡，根源来自各方的忧虑，靠着能提供大量粮食，表现出解决时艰能力的幕府，顺利渡过了元治元年（1864年）的危局。

    而经历了文久三年（1863年）至今的探索，小栗忠顺首倡的西洋式殖产兴业，也开始显露出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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