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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真正要获得任命，还要皇帝钦定，名曰点差。一般凡差派巡按御史，先由都察院层层挑选最后拟定监察御吏二人，好比是奥斯卡颁奖的提名阶段，最后由都御史在朝会时引至御前，由皇帝指定其中一员，才算是拍板。

    而此时这位御史还不算是真正的巡按御史，最多算是准巡按，后面还有重重的考验在等着他。御史出差也不是随便出的，明代根据道里远近、事务繁简分为大、中、小三等。小差为御史初任试职时的差务，试职期满，经考核合格实授后，必须先任中差(专差)，然后才能清点大差(巡按)，这是铁打的死规矩，任何御史都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锻炼，最终才能修成正果位列仙班，成为巡按一方的巡按御史。

    明初巡按御史出巡的时间不固定，有长有短，一年十二个月每月都有可能派御史出按某个地方；区域不固定，全国南七北六十三省每省配备三五个，临时决定谁负责哪一区；具体路线不固定，各州各县先去哪儿后去哪儿全凭御史个人爱好，走到哪儿查到哪儿。办公地点不固定，到一个地方查完了就走，神出鬼没和没户口的流民差不多，各地官员大多视之为专门上门找碴的瘟神扫把星，偏偏又不敢得罪，对他们又讨厌又害怕。

    后来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炽即位，规定了每年八月巡按的定制。一次巡按为期一年，如果巡按工作卓有成效，可以再任一年或三年。一位巡按御史，可兼巡多府多县，所以有“八府巡按”之说。而且为了防止巡按御史专权，地方上又设置提刑按察司（俗称皂司）这一地方常设监察机构，与中央派来的巡按御史对掌监察大权，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从朱元璋开国到明王朝中叶，大约到明孝宗朱佑堂在任的一百二三十年间，明王朝的巡按御史对明王朝的吏治清明，都发挥着积极的正面作用。但是到了孝宗之后，和这些中央下派的御史们斗争了一百多年的地方官们悲哀的发觉自己的努力不但没有动摇这些丧门星们的地位，而且这些讨厌鬼们的权势反而开始恐怖的膨胀起来。

    原来随着皇帝对封疆大吏越来越不放心，害怕大权旁落，朝廷明令：巡按御史考核举奏布政使和地方提刑按察使，从而使中央地方对掌地方监察大权的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巡按御史失去了被监督、被制约的机制，独专了监察大权。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巡按御史获得了本不该让监察官员执掌的行政、军事大权。明中叶以后，中央政府推向地方的新政，害怕地方官员不积极，打折扣，干脆让巡按御史携带御旨，一竿子插到底，架空了地方官。

    如在浙江推行的“一条鞭法”，在湖广推行的“画一法”，在广东推行的“均平里甲法”，都是由巡按御史直接操作的。大政方针的推行，已经看不到地方官的影子，就是修桥、铺路等行政事务，地方行政和官也需向巡按御史请示后才敢拍板。甚至巡按御史对军事指挥也逐渐染指，巡按御史不发话，将领不敢擅自作战。皇帝们的本意是让巡按御史制衡地方的专权，这样一来，却形成了新的地方专权。后来明末不少权倾一时的显赫人物都做过巡按御史，这位熊廷弼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更别说他所巡按的地区是辽东。

    在明代巡按御史的区域划分中，有三个地方是作为特殊个案而独立存在的。分别是甘肃、宣大、辽东。这三个地方都是最重要的边境军区，此三处巡按御史本系中差，但嘉靖时规定，仍然必须于其它中差回道御史中择差，实质上提升到了最高级的大差规格，此中规定十分严格。盖因此三地年年打仗，没有出色能力的巡按御史在这里根本无法展开工作。

    更不要说到了现在这个万历年间巡按御史们已经成了统领军政大权的地方实权人物，没个两把刷子如何统军服众抵御外敌。比如前两年的辽东巡按王庭初任御史，就被差巡按辽东，都察院便以此遭到极大非议，被斥为“无一毫为地方之心”，闹起不小的风波。

    明代中后期巡按御史的权力之大简直难以想象，想要整人那简直是毫不费力。怪不得小婉说高淮的倒台可能和熊廷弼有很深的关系。他当时就是辽东巡按御史，和高淮一样同为中央下派干部，大概也就是他有手段有能力对高淮下手。

    反正印象中熊廷弼史上称他曾经三入辽东，萨浒徐之后是第二入，后来还有一次是别人打了大败仗把他给连累了，最后落得个传首九边的下场。那次之后他就死了，自然就是最后一次。那麽第一次入辽东应该就是以巡按御史的身份来到辽东的，难道他真的像小婉所说的那样，其实真实的身份是万历秘使，前来追赃的不成？

    真没想到区区一个高淮藏金竟然牵动了如此之多牛人的目光，努尔哈赤、熊廷弼等等这些重量级的历史人物都在其中或明或暗闪动着身影。想到后来熊廷弼奇迹般的在明军接连惨败并且已经败的对八旗军闻风丧胆的情况下还能稳定住局势，集结统合各方出关军队十余万，甚至有步步为营渐进渐逼专守为功的意思，没有大笔银钱是根本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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